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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乐文化PHILHARMONIC CULTURE

郑明勋:我为音乐服务

来源:三联生活周刊刊发时间:2014-09-06

“实话说,亚洲好的交响乐团并不多,唯一拥有国际水准交响乐团的国家是日本。”郑明勋说,“而能够录音的机会则更稀少。”


首尔爱乐能够获得DG认可,无疑要归功于郑明勋。他被看做小泽征尔之后一代亚裔指挥家的代表。今年8月,首尔乐团在DG的第一张专辑出版,曲目正是郑明勋一向擅长的德彪西的《大海》,拉威尔的《圆舞曲》、《鹅妈妈》。这几个曲目在去年郑明勋带领首尔爱乐在欧洲巡演时,得到《柏林日报》等当地媒体的评价是,“声音层次透明,韵律精微”,“童话般精巧”,“被声音的回响震惊”。


郑明勋长年旅居欧洲,8、20、30这三个数字,是他对自己人生的简要概括。出生在韩国首尔,8岁时举家迁往美国,一住20年,在美国获得了完整的音乐教育,并开始了职业的指挥生涯。在三十而立时,为了兼顾事业与家庭,在巴黎定居,迄今30年。最近几年则因首尔爱乐的缘故,在法国和韩国之间来回跑。


 他的声名主要建立在欧洲的古典音乐圈中,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。他与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生前过从甚密,被认为是梅西安作品最权威的诠释者。而他的指挥风格被认为是意大利指挥家朱利尼的传人。2005年,当意大利斯卡拉歌剧院的斯卡拉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一职后继无人时,意大利媒体曾纷纷猜测郑明勋是否会出任,理由是:“他简直就是朱利尼再世。”


 然而,“我从未想过自己不是韩国人”。说一口流利英语的郑明勋在专访中对本刊记者笑道。他说,成名后他总是想返回故土。1997年,他组织了亚洲爱乐乐团,成员都是亚裔,平时供职于芝加哥交响乐团、纽约爱乐、伦敦交响乐团、柏林爱乐等西方知名交响乐团。每年8月初,在欧美古典音乐季之外,这些音乐家们返回亚洲,在郑明勋的指挥下合作一场音乐会,迄今已经15年。2001到2010年,他在任法国广播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之余,担任东京爱乐的特邀艺术顾问一职长达10年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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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三联生活周刊:

 你7岁第一次公开演出便是和首尔爱乐同台,2005年开始出任该乐团总监,40年的音乐历程恰好又回到了你出发的地方,你对此的感受是什么?


 郑明勋:

亚洲有很多优秀的个人音乐家,但是亚洲的交响乐团普遍缺乏好的指挥。如果我们能有更多好的指挥,将会出现许多水平比现在好得多的乐团。我们一直在寻找有潜力的年轻的优秀指挥,指挥既和才能有关,也和年纪有关。现在人们都称我为“大师”,但是年轻人不可能成为“大师”,你需要时间的积淀。


 我在首尔爱乐,主要工作是为乐团备下一个坚实的基础,举办音乐会与之相比反倒在其次了。事实上,今天的交响乐团已经少有真正意义上的“音乐总监”了,每个人都想在最有名的乐团里现身一下,短时间内名声大震。一个交响乐团中,最重要的合作无疑是音乐家和指挥之间的合作,但是在今天,这种合作越来越少了,指挥们都变得像客座指挥。我则希望能够在我的乐团上花更多的时间,和我的音乐家们更深入地互动和交流。


 三联生活周刊:

 许多西方评论家说你指挥的声音特质是“像空气一样轻灵”,你自己偏好什么样的声音?


 郑明勋:

 我喜欢的声音是非常温暖的、充满人性的声音,我不喜欢强力迫使出来的声音。我不喜欢交响乐团仅仅以“力量”来演奏,我也不喜欢轻飘飘的声音。那种充满自然感情的人声我想是大多数音乐家都致力追求的。


 因此有人会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质去界定一个交响乐团,比如“德国式的声音”、“法国式的声音”,不是不可以这么说,但这种思维有危险之处。因为音乐是世界共享的,伟大的音乐尤其如此。我们所有人都在为作曲家服务,而每一个作曲家都有其独特的人格和音响特点。我不希望我指挥出来的所有作曲家的声音都是“轻灵的”、“法国式的”。


 而我同时也要指出,任何一个国家的声音特点,都是其文化造就成的,不仅仅和音乐创作相关。听法国和意大利音乐,你就会知道,他们的声音和他们吃什么有关,和他们怎么说话有关,和他们的知识有关。音乐反映了整个生活,德国、奥地利……也都是如此。


 三联生活周刊:

 考虑到你早年曾和朱利尼共事的经历,可以说你最开始的指挥风格是意大利式的吗?


 郑明勋:

 我非常被朱利尼吸引,不过我们之间并不能称共事。我那时才是一名洛杉矶爱乐的助理指挥,在那里待了3年,因此我得以有很多机会近距离观察他,聆听他的许多排练和音乐会。这段经历毫无疑问是无价的。然而,朱利尼从来没给我上过所谓的“课”,我们之间也不存在师徒关系,事实上,我和朱利尼甚至从未谈论过音乐。


 形成某种指挥风格和方式并不是要坐在教室里授课,也没有必要固定跟着某一位老师学习。指挥和其他许多事情不同,并不只关乎音乐,它关系到一个人整体意义上的全部生活经验,以及他如何将这些经验整合起来。这中间没有程式,因此你需要去听许多不同的指挥家如何处理,在我看来,专门跟随其中某一位反而是危险的。


 三联生活周刊:

 那么,朱利尼对你的影响是什么?


 郑明勋:

 最重要的影响,我想是他真正接近了声音。对于一个交响乐团而言,声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朱利尼向我表明了,一个指挥应该能迅速地从一个乐团身上激发出他自己想要的声音。


 其次,是他的人格魅力。我刚开始转学指挥的时候,这件事对我来说太复杂了,非常不自然,因为你是台上所有音乐家中唯一不发出声音的那一个人。你既不演奏,也不歌唱,只在那里挥手,而交响乐谱本身又是那么复杂。而朱利尼,他把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简洁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指挥家以一种如此简单和纯粹的方式工作。他别的什么因素都不添加,只有音乐。他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,纯粹的音乐家。他的世界无关商业,无关政治,只有他对音乐和音乐家的爱和尊重。我们都为作曲家服务,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服务者。


 在我看来,唯一能称得上比朱利尼伟大的人是作曲家梅西安。朱利尼是一个牧师,而梅西安是一个圣徒,因此你能够先后得益于一位牧师和一位圣徒,这并不坏。


 三联生活周刊:

 你的钢琴成绩当年也非常出色,为什么会放弃钢琴转学指挥?


 郑明勋:

 问得好。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,我犹豫了很多年,大概花了10年才最终做出这个决定。因为,一开始,其实我并不太喜欢指挥,你知道,它太复杂,细处问题太多。但是作为一个钢琴家,无论达到多么伟大的造诣,你都无法在钢琴上演奏马勒和布鲁克纳的交响曲,不能在钢琴上重现瓦格纳的《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》。这种伟大到不可思议的曲目太多太多,都是钢琴无法完成的。音乐史上的天才作曲家有多少?至少100位。而交响乐团本身又是一件独特的乐器,上百位音乐家,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,汇集出一种独特的人类创造出的音响。因此我说,音乐是必须被演奏出来的。人们问,中国人、日本人、韩国人为什么要演奏莫扎特、演奏贝多芬?因为他们的音乐是最好的。过去1000年中,你再找不出第二个莫扎特和贝多芬。


 三联生活周刊:

 你以善于诠释德彪西和拉威尔的音乐著称,指挥他们的作品大概也有上百次了,你如何一直保持你的指挥新鲜感?


 郑明勋:

 是的,我指挥过上百次了,不过那还算不上多。测试一个作品是否真正伟大就是你是否真的从不对其感到厌倦,以及你是否总觉得你还能做得更好。


 因此我一直在学习。这次在国家大剧院我们演奏了马勒和贝多芬,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可以说贯穿了我的音乐生涯,我对他们学无止境,因为他们比我伟大太多,我无论如何钻研也不可能将其穷尽。当我看着谱子的时候,我想象着这些声音,在指挥时我试图让乐队的演奏效果接近我心目中的想象。这种心智练习要耗费许多个小时。有时候我在钢琴上弹奏一下,但是更多时候,我只是看着谱子。而许多时候,我已经对这些伟大作品的乐谱如此熟悉,以至于我不用再看,我只在我的心里演奏着音乐。


 而我也几乎是一个除了音乐之外对生活中的事情一窍不通的人。我知道怎么用信用卡付酒店账单,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花钱。一年两次,我需要给我的太太买礼物,我非常想悄悄买好,给她一个惊喜,可是事到临头,却发现我居然不知道怎么买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我太太为我打理好了一切,过去25年,我从未买过衣服,我甚至都不知道我穿的是什么,每天我把她叠好放在那里的衣服穿上身而已。从这一点上说,我太太帮助我能够集中注意力,从而我最终选择了以指挥为业。


三联生活周刊:

 在西方,古典音乐在年轻观众群中的衰落近年来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,你对此怎么看?


 郑明勋:

 在亚洲,古典音乐受众的年龄很多都在30岁以下,而在西方,许多都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,这个区别的确是非常明显。


 欧洲和北美拥有许多水平非常高超的交响乐团——美国所有大的交响乐团,柏林爱乐和维也纳爱乐……但是,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不再希望能做得更好。它们仅仅希望自己的水准不要下降,继续保持,而它们的发展问题不仅在观众、资金,还在于体系本身。无论如何,它们不可能做得更好,这也许是因为它们已经相当出色了。


 这其实是一件很悲哀的事。我记得大概20年前,我在报纸上读到巴伦博伊姆(Daniel Barenboim)被任命为芝加哥交响乐团音乐总监的新闻,他在采访中说:“我希望我不会把这个乐团带领得更糟糕。”这是说没有希望让乐团更好吗?那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工作呢?那就应该做客座总监。对我来说,音乐总监的职位就意味着要把乐团变得更好。如果什么时候停滞了,我的兴趣就会减少。我喜欢成为一件正在不断向前进的事情的一部分,我不喜欢停滞。


2014-09-06 19:30:00